《海盗》第四期

 


写一首歌并不难
——访中国现代民谣代表人物之一   万晓利


  采访者:《海盗》主编六回

  1、最近在忙什么?

  万晓利:排练,准备演出。

  2、第二张专辑什么时候上市,与第一张风格上有什么不同?在你以后的创作中,你在风格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。

  万晓利:快发行了。这一张的风格柔和了很多,与现场录音的第一张有明显的不同,我喜欢这样的变化。以后也一样。

  3、签约Badhead厂牌和签约十三月厂牌,这两个公司,你感觉有什么不同。你对你最近几年的计划是怎样的。为什么没有继续和Badhead厂牌合作?

  万晓利:Badhead让我迈出了第一步,虽然条件差些,但我不后悔,这是一个过程。
  现在的十三月则给了我一个良好的环境,让我去创作,排练,演出,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空间,我需要这个。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请国内一流的Flash团队为我的歌做Flash,新专辑的后期也要拿到澳大利亚专业的棚来做。公司里从卢中强到我认识的每个职员都在积极地为这一切努力着,我心存感激。

  4、你觉得你为谁而创作,大众还是小众或者是极小众?你的音乐和普通老百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?

  万晓利:为自己。这是我不能左右的事,我希望一部份人能接受就够了。

  5、据你所知,在中国,民谣的现状是怎样的。有多少人像你这样唱歌,有多少听众热爱你的音乐?

  万晓利: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在做,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。

  6、你怎么看待当年的“校园民谣”和类似于“新红白蓝”这类民谣?你的音乐和它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?

  万晓利:“校园民谣”是那个时代的产物,有些歌感动过我,我喜欢老狼的声音,喜欢郁冬的作品。“新红白蓝”里我只听过钟立凤作品,并对他的作品了如指掌,他专辑里大部分的曲是我编得,站在我的角度来看,觉得他后期制作有问题。

  7、你怎么评价国内那些所谓的实验音乐,他们这样搞有意思吗?一些人玩弄着乐器和乱七八糟的东西,发出叽里咕噜莫名其妙的声音。

  万晓利:音乐的形式多种多样,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表达方式。

  8、你怎么看待许巍等人那种流行起来的摇滚音乐?

  万晓利:许巍一直是我喜欢的歌手。

  9、你觉得你的音乐算不算摇滚乐?你怎么理解摇滚这个东西?

  万晓利:算不算什么不重要,算自己的就好。摇滚是内心的东西。

  10、你想搞出什么样的音乐?

  万晓利:不好描述。最好不要雷同,这样才有意思。

  11、你创作的歌曲和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关系,比如你的歌词中写到的,都是真实的故事吗?

  万晓利:什么样的生活写什么样的歌,不完全对,有时甚至是反着来的,写的过程中多半是感性的,有想象的成分。

  12、你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?你怎么看待音乐的技术问题,是不是只要会几个和弦,就可以像你这样唱。

  万晓利:取舍。写一首歌并不难,但它不见得是你最想要得东西,特别是当你写了几十首以后,就会形成自己的一个套路,它会束缚你,让你没有一丝新意。我心里一直有个模糊地概念,就是努力打破它,这时候形式是最主要的,也是最次要的。技术重要不过内容。
我弹了四年的古典吉他,那四年里平均下来每天不下七八个小时,但我用上的非常少,也是个取舍的问题。

  13、我看你好象参加了一些诗歌朗诵会,你觉得你的歌词和诗歌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?你有没想过制作一个专辑,唱中国当代诗人的诗歌。

  万晓利:歌词相对音乐对我来说更难一些,我不爱看书,电影,画我也看不懂,但我喜欢书法,还练过,如果说非要产生点关系的话,可以说我的歌词与书法有一定的关系。
  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我签约的网络秀,恰巧我们老总卢中强和当代的一批诗人走的很近,说元月一号要和诗人们合作一台节目,要我谱一首李亚伟的诗《我在双鱼座上给你写信》,我答应了下来,心想这没什么,我有很多现成的音乐动机,总能给他套上一个合适的,但拿到词后傻了,是那种很不规则的语句,根本就套不上,那时离演出只有两天的时间,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写,我几乎没有谱曲的经验,还好不到一下午时间就出来了。这是一次全新的创作体验,当我顺利的哼唱下来第一遍,被感动了,才感觉到诗的力量。
  这首歌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,李亚伟本人,我的女儿,手风琴手张玮玮等。
  如果条件成熟,我愿意和诗人合作,有意思。

  14、靠音乐来解决生活中的经济问题,你现在应该已经实现了吧。那你现在的压力和烦恼是什么?

  万晓利: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需努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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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晓利,
1971年生于河北。
1990年至1994年在酒厂上班,其间加入过一些文艺团体。
1997年来北京至今,娶妻生子。做职业酒吧歌手。
2002年7月签约Badhead厂牌。
2002年12月,首张个人现场录音专辑《走过来,走过去》由Badhead发行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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